中国缺乏信仰价值观，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

　　加藤嘉一：没钱学中文的时候只能靠读《人民日报》


    这个时候，我来到了中国，我可以说是日本的后泡沫年代的一代，那时在日本的时候，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，而且年轻人是要闭嘴的，年轻人是要装不知道的，年轻人是要装没听懂的，因为那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，这时候个性是要收的，你不能表现出你的个性，所以日本的集体主义，日本社会真正的和谐这点很重要。同时我也感觉到这种社会对你很不适合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年代是一种后泡沫的年代，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正面、给力的这种心理，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泡沫崩溃，当时媒体报道的天天都是日本孤立、日本崩溃，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，我们从来未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。来到中国，你发现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社会，正在发展的社会，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这才是一个成长的动力，这才是成长的原点，这种感觉在日本没有感觉到，在中国才有感觉到，这样以后你的这种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原来在日本很受排斥，在日本过的很不舒服的人，到中国以后这个社会还是包容另类的，尤其在北京，不管你是外国人、外地人，还是外星人，你只要是到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共同的成长，这个环境我是在18岁的时候才感觉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刚刚提到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、统一、秦始皇等等彻底推翻了我对中国的认知，我在日本感受到的要么是中国制造，要么是古代中国，这中间是空白的，原来才知道，包括很多的老外，各位，日本人对中国还算是比较了解的，跟其他的外国人相比，我们至少懂得汉字。其实这样的日本，我对中国的历史，中国的国家动态还是比较感兴趣的，但是我到了中国以后彻底改变了。我当时特别想去联合国工作，我从高二开始当翻译，当联合国的工作人员，要懂得两国外语，除了日语以外，我当时选择了中文，中国在崛起，很多人对中国有崇尚的感觉。当时我的顾虑是，你在保证英文水平对所谓的普世价值，所谓对自由世界民主这种观念的同时，如何吸收中国文化，如何学好中文，这是我当时的认识。忽然，我到北京后发现，这里非常国际化，这种国际化会远远超过日本，不用说什么精英，就说北京的那些阿姨，她们对外国人是很友好的，这个社会还是非常开放的，很包容的，这是我在中国以后的一种认知。还是百闻不如一见，我是从日本到中国以后，我对中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在日本上历史课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们说，中国有洗脑的一种文化，有这种文化吗？没有。后来我也觉得没有，大家不当回事儿。我当时学中文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没钱，只能靠那种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来学习，我每天阅读《人民日报》，因为《人民日报》是唯一已经不卖的报纸，所以我跟保安搞好关系，把他们不看的那些报纸拿到以后，读《人民日报》，这个过程给我带来很多的经历，很多事情有利有弊，很多年轻人所谓政府所说的事情和你想要的东西，这两种之间距离感很清楚。我相信在这里很少人上人民网、中国政府网，我为了工作，我需要每天上，你们现在上微博、人人网，包括海外的其他网站。像这种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所看到的中国，和我到这个地方以后所感觉到的中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，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



    还有一点，媒体的朋友不管是FT中文网的，还是曾经接受过新周刊的好朋友的采访，他们给我定的标题是“从中国进入日本”，我刚开始回日本的时候，日本的合作方对我非常警惕——你是在中国上学，你的思维、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他们还要对我进行思想调查。题目：今天世界的主流是什么？选项：一个是自由民主，一个是社会共产主义，他们以为我选择后者。其实是没有必要的，这就代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一种警惕。告诉各位，我后来到日本的电视台，包括朝日电视台要做，还有写文章，其实我越走很多的地方，不管是在日本写文章做节目，还是跟企业家一块儿交流，还是到韩国、新加坡、美国交流，我越觉得中国不落后。我在中国，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，所积累的上节目的态度也好，技巧也好，包括演讲，包括写文章等等，其实我在中国所积累的经验，完全可以适用于全世界。我这次到美国的丹佛，包括跟他们的精英，与他们用英文交流，我去很多国家地区，我越去跟他们交流，越认为中国一点不落后。用社会主义、发展中国家这些词来形容中国这个国家、社会，完全是错的。


    所以我觉得在原来所被灌输的信息和你所看到的东西，包括你走了以后，又回到这里，然后你回到日本，我是日本人，我的自我认知是你从中国绕着世界回到日本，我看到了今天中国在所谓的体制和发展、主权和人权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、公正和稳定，所谓的普及英文教育同时要管制很多的网站等等，中国始终在徘徊，我写一本书叫做《伟大的两难》，中国正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两难，很可惜没法在大陆出版。前段时间我出了一本书叫《爱国贼》，我也努力用所有的人脉打招呼什么的，但后来上面不批，上面给我建议说能不能把书名改成《爱国的准则》，我说不行，内容可以妥协，但书名不能妥协。结果只能在台湾出，包括最近还有很多朋友去了台湾，然后他们也给我反馈说，在台湾看到了《爱国贼》，我出版的时候，都把书摆在机场，在香港，这本书无处不在，我从中看到了一国两制，当然台湾的朋友否认一国两制，他们从来主张都是两国两制，每个地方的生长环境不一样，不能简单的说，不要情绪化反驳说什么，这是不对的。



    我有一次在北大主持一个，北大和台大学生的论坛，我来主持。世界在进步，我真的这么觉得，两岸对话应该在日本召开，日本人对台湾的过去、大陆的未来是有责任的。我们曾经对台湾有殖民统治，曾经侵略中国，现在日本人既可以随便去台湾，也可以随便去大陆。各位现在去台湾、香港都得签证，日本人现在去大陆、台湾都是免签证的，你得发挥这个优势。我觉得两岸对话能不能在日本召开？至少大陆肯定会反对，但是这种努力肯定得做。《爱国贼》在台湾看到了，在香港看到，只要在台湾出了，一定会到香港，只要在香港出，肯定会到大陆，所以我很相信一国两制的力量，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抱着一种相对乐观的。

  
　　加藤嘉一：中国缺乏信仰价值观 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


　　除了刚刚我所提到中国不落后以外还有一点，现在这个中国的发展，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温总理谈我们的GDP增长7.5%，已经OK了，我们中国已经开始摆脱GDP了，注重质的发展，从量到质的发展，我们看的很清楚，中国今天要什么。不要简单地认为政治事件发生以后，所谓的民主、社会公正就能突然保证，没那么简单，这是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，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我看来很不好走。我昨天跟一位记者分享了我的一些看法，今天中国是有三种非常重要的匮乏，非常重要的欠缺。


    中国有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，中国是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，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。我说的价值观是类似西方的基督教，或者日本人的那种彻底的服从社会的集体主义，今天中国上面在谈，中国缺乏信仰，缺乏价值观，只要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。我说的是相对，我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，我说的都是相对的，永远有意外，永远有个案。在所谓的百姓当中价值观匮乏，上级也在关注这个问题，中国是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。刚刚各位笑了，日本每年换首相，情况很糟糕，我们也认为很糟糕，但是看一下我们的媒体，从《产经新闻》到《朝日新闻》，两个极端，一个是右的，一个是左的，这么糟糕的政治形式下，都没有人否定这种体制是错的。我们的体制是象征天皇制的，这是我们的国体，我们的政体是议会内阁制和三权分立为主的民主政治，政局恶化到这种程度以后，《朝日新闻》和《产经新闻》都不会怀疑，这就是我们的共识，中国哪有？有人说公民社会，有人说中国特色，有人说法制国家，有人说……左中右缺乏共识，不好走。我去右派，只有右派，痛骂左派；我去左派，只有左派，痛骂右派。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？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三件事，一个是制衡权力，一个是推动共识，另外就是启蒙公民。今天中国百姓太多，公民太少，百姓和公民的区别在哪里？唯一的区别在于，政府说什么，要么盲目的相信，要么盲目的反对，这都是百姓的行为。要么彻底的相信，要么彻底的对，这都是百姓的行为，不是公民的行为，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很重要。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，为什么中国改革不好走？



    邓小平先生提到发展是硬道理，稳定压倒一切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，不管是内政问题，还是外交问题，他说了很多所谓的伟大思想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他说的，与其说是一种共识，更是一种常识，我觉得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。你说摸着石头过河，那河在哪里啊？定了没有，什么时候，由谁，以什么样的方式，你们看的清楚吗？看不清楚，所以大家现在移民潮，能走就走，包括中共的高官什么的。我上回问一位领导：“现在的中国高官移民，把自己的孩子、妻子还有资产纷纷往外移，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怕乱。”高官说怕乱，是你统治的不好吧，所以会乱。有权力的人、有钱的人不断往外走，他说怕乱，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不太乱的，毕竟你统治的，你是领导。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难题，刚刚我所提到的，缺乏一种价值观，缺乏一种共识，缺乏一种蓝图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不好走，刚才我所提到的伟大两难，不断的摇摆，包括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。中国年轻人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知道也不能转换成一种行动，有各种各样的两难。今天的安全感是观察中国、了解中国很重要的窗口。



　　加藤嘉一：用微博慢慢改善舆论环境对改革有好处


    但是我又看到一种情况，比如说高铁，7·23，包括很多各种各样跟国内外有关的公共事件出来以后，我们都看到了，现在所谓的中国人民、公民，都已经是沉默的群体了，不断地向上层施加压力，上层是感到威胁的，感到适当压力的，我认为这是好事情。包括微博，包括网络上的信息，有时这些东西出来以后，现在上层对此感到压力。有可能是保障房，建设保障房建设过程当中出了问题，死了多少？人民、新华社都不会报，但是有会报的。有人会拍，然后登到网上去。言论多样化的过程当中，上层感到压力，这是健康的压力。

    我觉得今天中国所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——任何国家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，当然你如何成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，各国有各国的方式，不干涉内政——像今天从中国的角度看，他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，上层的权力和被统治者的崛起，两者的权力关系不断缩小，当然这是没有办法量化的。所谓被统治者的权力超过统治者之前，统治者能否主动的下放权力，推动民主，到时候要看领导者有没有这个智慧、决心、勇气。我不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是成功的，我认为现在不断的施加压力，可以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。有人摇头，你可以否定。

    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归根到底还要上层考验自己的决心，主动的放权，只有这种民主化进程才是软着陆。微博肯定为此做了很多好事情，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，我也特别希望各位，包括我这样的人，我们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其实这个不是说没有用的，有时候一个人发出一条消息没什么力量，但是点点滴滴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不断改善整个的舆论环境，对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有好处的。

  
　　加藤嘉一：希望中国学生用独立自立中立姿态参与社会


    所以我刚刚说的，中国一点不落后，二、中国的改革进程不好走——伟大的两难，尤其伟大两难面前，执政党缺乏安全感，农民工缺乏安全感，大学生缺乏安全感，谁都不信谁，知识分子又圈子化，不断把自己圈子化这种环境下也很困难。我从日本来到中国，看到了很多跟日本人想象不一样的中国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尤其从去年开始，不断走进中国的高校，我对中国改革、中国发展，既是当事者也是旁观者，我说我是当事者，因为中国崩溃我国必然崩溃，中国开放我国必然从种获利，中国变得更自由、更民主，我国必然从中获惠，千万不能围观要参与。旁观者是因为我不是中国人，还是要保持一种距离的，你要跟它保持不离不近的距离，如果走的太近会被收买。如果你离它太远了，你又看不到，你得适当的保持距离，不离不近的距离，所以我说观察中国要有距离感。你们跟中国的社会保持什么样的距离，你跟中国的主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，你跟网络保持什么样的距离，我觉得对我们的谋生方略来说特别重要，甚至比价值观还重要。


    我是这么认为，今天我看到，我在复旦周围看到各种网络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触信息，我在北大的时候，很多同学根本不看红小本，他们看的是GRE，都是红色的，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我看到中国很多这样的情况，我现在真的是这样认为，你们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90后，当这种80后、90后各有2亿人，网络人已经可能超过5亿了，在我看来，现在可能是在沉默，包括现在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人翁的这些人，当他们成为文化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主流的时候，核心位置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社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不管是年轻人对内的关注，还是对外的关注，从各个方面来看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而且跟国外的大学相比，不仅一点不落后，还非常非常的充满着竞争力。


    所以我经常这样说，不要放弃的是希望，不要忘记的是绝望。我觉得这帮人能够走向社会主流的时候，我不相信40年以后，中国还在提倡社会主义法制国家，我也不相信到时候人家还要提倡文化体制改革，我也不相信在什么讲话过程中，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，当你们这些人成为社会的主流，社会的核心位置的时候，中国的社会位置一定会发生至上的变化，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，要多多的保持一种相对独立、自立、中立的姿态去参与这个社会，如何跟自己的国家保持距离，如何到海外谋生等等，每个人的成长方式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在现状和未来，祖国和海外，各种各样载体、群体之间保持一种距离的关怀，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   当你们统治这个社会的时候，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。我先说到这里，咱们接下来进入提问的环节，谢谢各位。（凤凰网）